学者: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当慎重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岁数当稳重

  此次天下两会时代,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岁数的讨论引发关注。有代表和委员提出将刑事责任岁数降至13周岁或是12周岁,以停止近年来不时发生的未成年人极端暴力案件。

  在我国现行刑法系统下,未满14周岁的罪错少年在案发后不能被予以刑事制裁,多以送入工读学校就读或是举行短期收容修养的方式举行处置。为应对“犯罪低龄化”问题,近年来陆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学者就我国刑事责任岁数问题提出建议,同时,降低刑事责任岁数的主张在民众中心也不乏支持者。

  与此同时,一些人士对于降低刑事责任岁数则持保留意见。他们以为,当前并没有确切数据显示未成年人所涉暴力恶性案件数目存在激增态势,况且调整刑事责任岁数并不一定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用手段。

  同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之处在于未成年人处于特殊岁数阶段,纵然心智发育较早,但受岁数限制,其心理和心理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成熟,改邪归正的空间也非常大。因此,各国执法无一例外划定了刑事责任岁数问题。在我国,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种特定的严重犯罪负担刑事责任,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始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美国少数族裔“无法呼吸”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中非洲裔的高死亡率正是美国长期不注重保障少数种族的健康权所导致的恶果。疫情带来经济状况的急剧下滑是少数族裔遭受的又一重大打击,其中尤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最。

  笔者以为,当前刑事责任岁数话题引发延续关注的缘故原由在于,个体“早熟”的罪错少年实行极端暴力行为的案件发生后,施暴者却没有受到响应的“责罚”,这种不平衡感造成部门民众的不满情绪,并质疑因岁数而“逃走”罪责的合理性。由此可见,降低刑事责任岁数一方面是为了知足民众情绪,使罪错少年因其暴行受到应有的处罚,让质朴的社会正义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罪错少年在接受刑事处罚后,通过亲自体验受刑的痛苦,感受到犯罪必须付出代价,从而不敢再次犯罪,也使其他想要犯罪的未成年人望而止步。

  除了我国,其他国家也存在着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岁数的困扰。好比丹麦曾经在2010年将最低刑事责任岁数从15周岁降低至14周岁。但两年后,发现效果不佳,又将最低刑事责任岁数调回15周岁。日本也曾因神户14岁少年延续杀伤儿童案件,将刑事责任岁数由16周岁降至14周岁。但今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降反增,恶性案件仍不时泛起。由此看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案件的泛起虽然会使人们苛责于执法的“仁慈”,但执法纵然变得严苛也并不一定能对停止未成年人犯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其在实行恶性行为时较少对结果举行成熟理性的思索,刑法的震慑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一方面是要让罪错少年为自己的行为受到需要的责罚,填补社会民众的不公平感,张扬正义;另一方面,要适用有用措施预防其再犯。若简朴将罪错少年投入牢狱服刑的话,可能泛起无法回归社会只能选择再次犯罪,或是在监所中交织熏染从而再次犯罪的恶性循环。此外,还要预防潜在不良少年的行为进一步恶化为犯罪。因此,笔者以为,除讨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岁数外,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现在的罪错少年司法矫治制度,有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首先,应凭据罪错少年自己的犯罪倾向、犯罪特点、犯罪岁数、收容前科以及身心情形的差别举行评估分类,对于罪错评估指数较低的少年,可接纳珍爱考察措施,即仍然让其在原有学校和社区中学习与生涯,但会有相对应的珍爱考察员对其举行治疗和指导,并适用一定的约束规则;对于罪错评估指数中等的少年,可举行集中教育,如送入工读学校就读;对于罪错评估指数较高的少年,举行收容修养,凭据罪错评估指数权衡修养时间,只管做到罪错严重水平与修养时间相顺应。

  其次,增添家长责任和家长罚则。许多罪错少年的恶性行为都是出于家庭缘故原由或是家长管教不严而发生的,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确立对家长的处罚规则系统,能够更好预防因此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也能够使潜在不良少年的家长重视教育问题,预防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渊。

  再次,重视罪错少年的社会复归事情。许多罪错少年再犯的缘故原由是由于被贴上问题少年或是犯罪人的标签,被社会排挤,无法回归社会。对此,应聚集司法和政府机关、民间社团以及社区气力,确立罪错少年社会复归系统,对于工读学校结业和收容修养竣事的罪错少年设置一定的复归珍爱时间,辅以珍爱措施,使其能够更好顺应社会,被社会所接纳。

    (作者:范淼,系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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